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

周其仁

人类正在进行新的货币试验。看世界，欧美日本央行控制的基准利率几乎全为零；看中国，货币供应远超经济增长的日子卷土重来。如此“货币喷射”（monetary emissions，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用语），究竟会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读到的多数评论，都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物价指数还在跌。失业情况虽没有准确统计，但沿海接单出口工业还是负增长，那可是中国就业的重点所在。财政收入呢？高于经济增长一倍的好日子结束了，今年前几个月还呈负增长。给定此种局面还将延续，即便国内投资、消费两旺，专家们还是认定“年内不可能出现通货膨胀”。6月10日，蒙代尔甚至在央视说：“中国需要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需要增加货币投放量”——即使央行不对这位鼎鼎大名的诺奖得主、欧元之父言听计从，一般的估计，“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持续。

这就带来一个难得的机会，看巨量货币注入实体经济和市场之后，究竟会有什么现象跟着发生、究竟会产生什么效果？说机会难得，因为经济研究的实验室就是经济本身，哪个题材的实验成本也不便宜。此次全球主要经济体一起大开货币龙头，是有史以来最慷慨的实验，从经验里找学问的经济研究断不可错失良机。

经验说，带一个问题进入状况，远胜于“纯粹客观的观察”。还不够，最好再为问题预想一个答案，然后拿观察到的结果来加以验证。这尚待检验的预想答案，就是“假说”了。好的假说，是我们观察复杂现象的向导，也是探查现象背后规律的关键环节。那么，在“大量货币投入经济与市场会有什么后果”这个问题上，什么假说值得带向未来的观察与检验？

我感兴趣的有两说。一说“货币似水”。大意是，货币别无他用，无非是给商品的交易充当媒介。因此，过量货币投入经济与市场，不会增加商品，却一定会提升物价的总水平。打个比方，直升飞机在一个封闭的迷你国上空大手抛撒现金，使该“幸运国”每个人的手持现金都增加了一倍。接着会发生什么？是那里的每个人都多得到一倍的商品，还是该国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一倍？如果你选后一个答案，那么恭喜你，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应该判你对。可是，为什么直升机抛下的钱能让人人手持现金的数目都翻了一倍？答曰：货币似水，流到人间就迅速、均匀地流淌开来，对所有人的机会均等。

另一说，“货币似蜜”：新增的货币投放到经济与市场后，像具有黏度的液体如蜂蜜一般，在流淌的过程中可能在某一位置鼓起一个包来，然后再慢慢变平。这意味着，过量的货币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漫游”，结果就在一定时间内，改变了不同种类的资产或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所以，最早发明此说的哈耶克，更强调通货膨胀具有“流体均衡”（a fluid equilibrium）的性质。[注1]相对价格的改变，对一些人来说就是新投资机会的出现。不过，即使出现市场跟风行为与投机狂热，“热点”也难以持久。这是因为，“蜂蜜流淌”还将继续，鼓起来的“包”过一阵子终究是要变平的。

两说都有趣。重要的是，这两说都可以得出毫不含糊的推断性命题，以便接受可观察结果的检验。其中，“货币似水说”定断，超过经济需要的货币进入经济与市场，将无可避免地推高物价总水平。“货币似蜜说”则推断，过量货币在经济体内游走，所到之处摩擦力不同，因此能够暂时改变资产与商品的相对价格，并刺激投资、消费行为的改变。无论我们同意其中哪一说，或者对两者都怀疑，这样清晰的推断总是容易接受检验。比较起来，那些把什么可能性都含糊说到一点的“预测”，除了将来可以自诩“早就料事如神”，对认识现象背后的规律，帮助就不大。

两说也有重要区别。“货币似水说”的重心在总量，在价格总水平；“货币似蜜说”更关注过程中相对价格改变的影响。不过，也不宜把两说的分歧看得太大。毕竟，弗老领军的货币主义与哈耶克坚守的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对“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抱有一种理性的怀疑。结合中国经济2004年以来惊心动魄的起伏，先是“结构性过热”从钢铁、水泥、电解铝漫游到众多投资部门，然后是房地产、股市的历史性的上冲与下跌，再到物价总水平的陡起陡落，我们或许可以把把两说合并：货币进入市场，受黏性支配改变相对价格，然后推高物价总水平。是的，货币似蜜，最后还是带黏性之水。

注释：

[1]感谢远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的薛兆丰，发来哈耶克于1969年发表在JPE第77卷上的文章（Three Elucidations of the Ricardo Effect）。文章可于JSTOR网站获取：http://www.jst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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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
　　（成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现场研讨会发言，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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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经验对我们的学习具有全局意义。中国不是城就是乡，城乡问题解决好，就是国民经济问题解决好。我从成都的实践当中所获得的启示，主要有四点：

　　第一点，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在城乡统筹、土地管理改革方面，一个重要的客观规律是级差土地收入。因为这个规律，中国逐步从计划体制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认识和利用这个土地级差收益规律，为城乡统筹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服务。

　　第二点，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第一个内容就是确权。确权不仅仅确保集体所有制归属，而且要确保农户，不是确立一种资源的权利，而是确立农村所有资源，包括山林、耕地、建设用地、宅基地和所有土地资源和房屋的权利。成都在确权过程中，改革农村的治理结构，组建了村庄的平地会，在当地叫长老委员会。就是村庄里岁数比较大的、对公共事务比较了解的人来组成一个集体，对每一块土地到底属于哪一家哪一户，经过公示再确权。这个确权加上流转，才能真正做到同地同价。如果这个顺序倒过来，同样的土地流转，有可能产生出很多改革者不想要的结果。

　　第三点，成都的实践不单单是一般的土地管理制度的调整和变化，而是非常深刻的改革。它探索出了由3个环节构成的实现战略目标的现实路径。第一个环节，是在征地制度的框架内改变分配。比如，扩大对农民的征地所得的补偿。第二个环节，征地还可以扩大弹性，这也是级差地租决定的。第三个环节，除了利用中央所有政策保耕地，成都从自己的土地增值的基金当中一年拿出26亿元补充耕地保护。

　　最后一点体会，在土地问题上很容易出现意见分歧。意见分歧的原因是利益分歧，因为空间资源具有唯一性，这个地做了这个用途就不能再做那个用途，用到城市就不能再种地，跟位置的维系是有很大关系。处理这个矛盾要有追求寻找平衡点的思想方法，不要发生不满，不要让无畏的争论影响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怎么找到这个平衡点，除了耕地实际之外，国家和集体都有建设用地，建设用地面积都不小，这也是实际，把这个文章做好了，可以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

　　改革开放30年，容易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基本上是困难，困难就难在利益纠葛、观念不同。成都的实践经验就在于无论怎么困难，不要放弃，寻找新的平衡点，只要努力找，总可以找到。我们认为这种实践方式对重大改革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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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子毛了”怎么办？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演讲：周其仁
来源：新民周刊
(本文由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定)

周其仁个人网站：www.zhouqiren.org

政府发行纸币，实际上不是很久远的事情。1935年国民党政府才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完成了法币化。

为什么会发生以纸币代替贵金属这个转折？其中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就是贵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不是那么方便，沉甸甸的、目标又大，容易被贼惦记。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国家发行票子本身有巨大的好处。法国历史上每当国王有了财政困难，往往从这个环节下手，铸币的名义值与实际的含金量之间开始有了差额，这就是劣币的由来。所以很多势力都要争夺国家政权，从经济角度看首先就是争夺铸币权。从经济史来看，很多国家在很多时候都经不起印钞机的诱惑。把手里的印钞机开得快一点，就可以解决财政缺钱的问题。所以金本位解体后，全球经济的波动就不是金本位时代可以比拟的。

在政府介入货币领域后，当政府有财政需要的时候，本可以靠税收体系征税，但很多没有完成现代化改造的国家税收基础很薄弱，也不愿意通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发放国债来筹钱。在政府机器运转又需要大量钱财时，它就直接印钞。从历史上看，这样做后来都酿成了大祸。最著名的就是上个世纪1921、1922年的德国。钞票印得离谱，物价指数有过每月上涨500%的纪录。德国那场危机最后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而在中国历史上，蒋委员长也是这方面的一把好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要打共产党，又没有税收基础，只好直接印钱。那个时候的记录每月通货膨胀率大概是50%以上。这累积起来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为了让老百姓接受这种越来越毛的票子，规定民间不得持有美元、英镑、黄金、白银，强力推行这种政策，把民间的贵金属全部收掉，你只能用它发行的金圆券，而金圆券越印越多，使国统区民不聊生。

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前几年他就住在我们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边，我们过年去看他，聊起老蒋的事很有意思。他当学生的时候，一个月七块大洋就过得很好了，这些钱足够他交学费、吃饭了，他有时出去时还可以坐坐黄包车，等到他当了教授，月收入提高了很多，那时候有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大洋，但到40年代中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季老领到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要讲普通老百姓了。还有个是费孝通的故事，《乡土中国》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40年代后期写的，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就问费老说，那么好的学术著作你怎么写得那么短？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因为你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所以如果写一部大著作，等写出来早就不值钱了。这就是通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在货币问题上接受了老蒋的教训，接管上海后的第一仗就是打通胀的仗。

当时外国人、国民党都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看它怎么收拾这个局面。

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增加生产，减少货币供应。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所以共产党刚刚进城时候的那些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时怎么保障增加供应？

现实情况是战争已经毁了整个生产系统。资本家认为共产党来了要共产，都不敢开工生产。资本家不开工不生产东西，但货币还是这么多，最后货币可不就是毛了吗？

我是上海人，过去听父母讲，当时上海人人都在囤积，一领了钱就跑步去买米。剩下的钱就囤东西，有囤毛巾的，有囤纸张的，每个人都在囤东西，只有实物才能保值。

但是陈云组织把煤炭和大米源源不断地背进上海。三野后来就组织部队不断往上海背米，你囤我就供应，要一直供应到让市场上的米价撑不住。预期都是过了一定临界点后才会破。粮商看你还有便宜的米，他再囤，直到钱也没有了，仓库也没空的了，最后他看市场上米的价格比他进货时候还要便宜了，那他不就要亏了吗？这时他就往外吐。这样物价就平了。所以上海是靠一黑(煤炭)一白(大米)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收拾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招是旧币换新币。解放区当时也印了好多钱，各个根据地的钞票五花八门，东北就有十几二十多种，当时叫解放票。中国中央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就跟中央讲，说我们解放军占领了北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一样。后来他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统一货币，一万块换成一块，等于是一次币制改革。那次改了以后新中国在货币问题上一直是比较谨慎，特别是陈云管经济的时候。那时他老讲三大平衡，其中一个就是货币平衡。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货币体系也出过问题，最突出的大概就是1958年、1959年“大跃进”时候。

冒进的政策背后要有货币基础，实际上1958年、1959年超发货币情况也是蛮厉害的。流入到市场中的钱多了，商品没有相应增加，甚至在1961年、1962年时还出现了供应量减少，不管是东方社会主义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钞票就会发毛。但那时与现在不同之处在于，那时是所谓计划时代，我们对价格是进行管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后来叫做隐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计划体制下，物价没有变化，鸡蛋总是五分钱一个，但常常买不到。因为钱比货多，鸡蛋一来就卖光了。我们国家后来出现的排队、发票子，其实都是因为隐性通胀。

隐性通胀在中国持续了好多年。苏联也有相同的遭遇。当时苏联老大妈上街就背个大口袋，一看到排队也不管卖什么就跟着排上去，因为不排的话家里生活就会有问题。匈牙利有个经济学家把计划经济下出现的这种情况叫短缺经济。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老是生产过剩，东西都卖不掉？我们却老是短缺？这个谜今天看来很好破解，其实就是因为物价管制加上钞票偏多。

市场上的隐性通胀很严重。那后来怎么解决问题？

陈云在第一代领导人当中是最懂经济的一个，他知道问题出在票子太多，那就回笼货币，那么怎么把发出去的钱给收回来呢？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当年国家就用很少的外汇进口了一批伊拉克蜜枣，然后高价在市场上卖。市场上不是没有农副产品吗？就把伊拉克蜜枣价定得很高，记得上海卖到5块人民币一斤。就通过伊拉克蜜枣把一部分货币回收回来了。

陈云还提议，用外汇进了一些比较好的面粉，加上黄豆粉，用来做高级点心，然后放开这个市场。

北京财贸战线的人后来回忆陈云时，说到这个事，因为当时计划时代的人还没做过高级点心，做完送到中南海给陈云看。陈云看了以后就批评说做得这么粗糙，这怎么能高价卖？拿回去重做。后来改了模具，把这点心做得比较好一点了，然后高价卖。

还有一条是开放高价饭馆。1962-1964年时，北京、上海有很多高价饭馆。我的父母后来跟我讲，建国以后所有储蓄，就在那几年全部吃光了，因为我那时还很小，要长身体，所有东西都是定量供应，老吃不饱。我记得有了高价饭馆以后，我们好开心，一到周末父母就带着我们下馆子。而开放高价饭馆其实就是回笼票子，就把票子收回去了，多发的票子收回去以后，物价就比较平衡一点了。6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形势好一点就跟这次回笼货币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过两次超发货币。第一次是1978年。当时因为农民穷了几十年，一毛钱一斤粮食从农民手里收了几十年，这是农民给国家工业化做的贡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说农民太苦了，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减少农村征购的任务。

那怎么满足城市需求啊？第一个举措是用外汇进口一部分粮食，第二个举措是提高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价格，

但是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后，城市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还是低工资。过去之所以实行低工资，就是因为物价低。为什么物价低？就是因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几个法宝，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城市卖的农副产品价格，财政就出现了赤字。当时财政盘子很小，赤字大概就有两三百个亿。还用老办法，财政有窟窿，人民银行多印一点钱，使财政收支平衡。第二年又有窟窿，再多印钱。这么连续超发货币，1985年以后市场上就看出来了。

1984年，北大学生国庆游行的时候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1985年以后牢骚、怪话、异见就开始多了。这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经济原因就是票子开始发毛(钞票贬值)，物价上涨的压力开始逼近。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中国都是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时候。他是货币主义者，讲来讲去就这一条。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国家，票子多了，物价一定要上涨，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这个规律全球是一致的。

实际上1986年-1988年是以前累积的通货膨胀释放过程。最严重的是1988年。中国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份邓小平见外宾就不断讲价格要放开，要进行价格闯关。当时为了进行物价改革，在物价改革决定之前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先放开了名烟名酒价格，20来块的酒一下子就变成200块，涨了10倍，香烟差不多也涨了这么多倍。于是老百姓就得出一个简单公式，价格放开就等于物价涨10倍。所以人们一听价格要改革，他先把下个月的米买回来再说。于是谁也没料到，1988年那次《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物价工资体系的决定》一发表，竟变成了一个抢购动员令。

没人好好学习中央的决定，都去买东西了。这就是货币偏多的情况下，价格一旦放开，隐性通胀就变成显性通胀了，有价无市变成了商品价格急剧往上冲。

就在几个礼拜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一下子比正常情况上涨了两三百个亿，很多商店都卖空了。凡是不要票不要本的东西见什么买什么。最厉害的是挤兑。人们为了要抢购就要把银行的存款拿出来，这下银行傻眼了，因为银行的钱已经全部用到基建项目里去了。现在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取钱，哪能应付？前头的人领不出钱来，后头的老头老太就急了。这个局面还怎么稳定？

后来中央出来声明，价格改革要持续五年以上。现在就是要控制物价，谁也不准涨价。我记得国务院还发了明码电报给各地，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到银行取钱。后来总算把局面稳定住了。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政府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需要，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

第二次是1993年。实际上是阴差阳错导致的结果，当时为了回收80年代初期多发的货币，1989年-1991年，中国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规模，就是要消化多余的货币。那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增长率只有1%-2%。

当时这样收缩了两三年后，过度货币回收差不多了。邓小平在南方说经济增长不能这么慢要加快，中国还是要发展。

南方一些银行就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然后跟中央银行要钱，倒逼中央银行放款，于是中央银行也开始放款了，一下子基本建设1993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几，1988年中国的CPI最高达到19%，1993年，1994年达到24%，这样下去一定要翻车！

后来据说邓小平很快明白了加快经济发展没有错，但是不能通过一下子发这么多票子来发展。朱镕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调到北京当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兼任央行行长。他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关货币龙头。所有借出去的钱一道命令下去都要收回来。北京上海1994年房地产价格大概跌了一半以上。

当时许多人都批评朱镕基的调控，但事后看要没有这次调控中国经济这艘船早就翻了。朱镕基在三年之内把CPI从24%降到了3%以内。之后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出现赤字再也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部法律，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这个原则才在制度上落实下来了。政府花钱只能第一靠税收，第二靠发债。做这样的自我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还真是不多。

1994年以后，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放环境下，货币发行遇到了被动多发的问题。外贸顺差导致大量的美元流进中国，因为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企业赚到美元以后必须把它换成人民币。央行拿什么换？就是基础货币。在美元流入量很小的时候它不是个问题，中国过去多年封闭，没有多少外汇进来，而且国家外汇严重不足。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外汇问题竟转变成这几年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根源。

一元美元进来，八元多人民币就出去了。现在一个工作日流进中国的美元有26亿，每一元美元进来都是八元多人民币流进市场，这些钱全是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带动多大的市场力量？

然后又组织短期央票去对冲回笼。但因为流出去的量太大，最后收不干净的部分进入市场，就在市场里头漫游。

国内前两年为什么经济那么热？现在大家都说是冬天，别忘了这个冬天前面有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热得离谱。什么价格没有飞涨过？CPI是最后涨起来。2007年5月CPI涨之前，其他资产的价格早就涨得离谱了。为什么会涨？购买力摆在这里啊！政府还去压供给，先是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过热，派工作组去压，压不下去。因为市场有需求，工厂怎么关得了？越关价格越高，后来又说九大行业过热。

九大行业过热还没有解决，房地产又开始升温，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多人都忘了2003年以前的房价是多少。季老当年是跑步买米，这两年我们是跑步买房。不买房更贵，每月涨10%，一个房价就把中国人民分裂成两大集团，买上房的越涨越高兴，因为家庭财产增加了。没买上房的真要急死，工资追不上房价啊！

经济学家讲什么话也不对，后来干脆闭口不讲房地产问题。如果要讲这问题至少有一半人要跟你没完没了。那已经不是学术讨论了，那是利益冲突。

中央管了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又涨，一线城市捂住二线三线又涨。国务院为了抑制房价发了多少文件，房价还在涨。之后股市也开始升温，一年半的时间里，上证指数就从1000多点升到6200点。股市以外，哪一个投资品这几年没热过？古钱、字画、普洱茶，价格都涨得离谱。还有邮票、红木家具、瓷器、字画这两年价格都是飞涨。齐白石的画贵，毕加索的画贵，这都好懂，因为这些画家都死了。但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炒活着的画家，这也是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没见过的。因为作者还活着，他会对价格飞涨做出反应，天天画，从早画到晚，这就不是有限供给的产品了，那画的投资价值怎么守得住？

先是让很多家庭、企业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一个跟头扎下去，就这么折磨人。上证曲线也是尖尖地上去，然后满仓地掉下来，让长三角、珠三角的多少企业都关门了。企业关门不完全是受当时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因为很多公司把流动资本都投进股市了，因为觉得稳赚不赔啊！资产价格飞涨最大的问题是侵蚀了人们的工作伦理、企业家精神，让人们觉得根本不需要辛苦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创新，数钱都数不过来了。很多炒股的人武功就因此被废了，不愿意再去好好上班了，不愿意再把一个产品好好做好了。所以货币出了问题，就得疗养一段时间。现在是冬天，冬天也有好处。脑子比较容易清醒，想清楚什么叫做经济增长。哪有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所以不要怨天怨地，大落之前有个大起。大起大落跟货币制度有关，跟这种法定货币的困境也有关系。

现在看来我们对于过量货币流到了哪里还缺乏认识。80年代很好懂的，政府只要头脑一热，基建项目上得多，基建项目投资100元钱里头，有40元钱肯定进了工资口袋。工资一涨人们立刻买农副产品，农副产品价格就跟着涨。CPI一涨政府就着急，因为老百姓的利益会受到侵害，然后就调控。现在钱多了以后首先不是冲击消费品市场，不是冲击农副产品，而是冲击投资品，在各种各样偶发因素的影响下，过量的货币会凝聚到某种投资品上，凝聚到哪种投资品上，哪种投资品价格就会飞涨，在微观上，人是很难抗拒这个力量的。

当然人民币超发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美元超发的问题。

过去很多专家讲的也有道理，发展中国家如果把本币跟一个好的货币挂钩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发展中国家政权不稳定，掌权的人没有长远行为，今天上台了今天就开印钞机，所以发展中国家通常都会把货币搞得乱七八糟。如果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假定美元是好货币，就不能滥发了。这个逻辑我直到今天也还是承认。

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几年中国自己倒是有了自律，特别是1994年那场改革后，我们把财政动机超发人民币这个龙头关上了。但是倒过来看这几年美元超发得一塌糊涂。美国调控货币的办法是通过联储基准利率，简单讲基准利率升高就是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就是扩大货币供应。1999年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9%，现在快降到0了。

在美国过量的钱里面，有很大一块不是美国人民储蓄得到的钱，而是外国人把钱借给美国人花。列宁当时说：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输出，在全球食利，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把钱借给美国人。

说到底因为美元是世界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做了个承诺，任何国家央行可用持有的美元换黄金，36美元换一盎司的黄金。昨天金价是多少呢？1000美元了。所以美国人没有很好地履行他当年的承诺。特别是60年代末打越战时，财政大窟窿最后也是靠发票子解决的。最后到1971年时尼克松宣布，美国关闭黄金窗口，1944年承诺不算了。世界各国持有的美元我不给你换黄金了，我黄金窗口关了。说穿了这就是往地上一躺耍无赖啊！这真是把全世界给坑了一把。如果美元不断地松，人民币又跟它挂钩，那通胀就会引进中国。所以前两年各种资产价格涨得离谱。

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又开始比赛发货币，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发，短期就受不了。但即使能躲过这一灾，下一次就会有更大的灾难。这是对货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

(周其仁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由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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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系演讲速记稿，未经演讲者审阅，修订审阅稿将于作者个人网站www.zhouqiren.com 刊出，敬请关注。）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09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主活动于5月17日至18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大会以“信心•使命•责任——全球经济变局下的中国企业家”为主题。图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做主题报告。

　　周其仁：很荣幸有机会，受北京大学张国有校长的指派，报告一下我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各位都知道中国经济面临大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是13%，08年到了9%多一点，09年现在提出保8%，能不能保得住，一般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整体来看，全球第三大的经济体GDP的总量在两年之内要下幅5个百分点，不是平均分布的，会摊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所以，下降摊到比重大的，压力就会更加严重。这个形势我们都了解和面对，我能提供的就是怎么样理解这么大的变化，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再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应对。

　　粗粗看起来很容易理解，中国经济这次降速主要是美国市场出了问题，因为中国的出口07年比上一年增长26%，08年前10个月还有21%的增长点，但是从10月以后就逐月下降，特别是到2008年的年底就变成负增长，09年的1月份、2月份、3月份都是负增长，4月份也是负增长，最高的负增长达到26%，也就是说中国的出口从正的26%变为了负的20%多，这个部门又不是中国的一个小部门，单单出口等于中国GDP的40%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高速增长很高依赖出口的经济体。因此，这个部门一出问题，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出口为什么下去了？人家的进口减少了，为什么人家的进口减少了呢？美国经济出了问题，金融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讨论，美国金融最发达的一个经济，像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业被一场大水冲得稀里哗啦，一般的总结，美国金融堤坝不够结实，监管不够严密，都有道理，但是事情总还有另外一面，能够把美国的金融业冲跨的水从哪里来？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堤坝再结实，只要水过一定的量，都有可能把堤坝冲垮，这个水就是金融的内容，就是钱，在美国流动的资金和资本，美国巨量可以把美国金融业冲垮的流量第一步来自于美国人民的储蓄，美国人民储蓄率很低，不是一部分人储蓄，把这部分钱给另外一部分人花变成金融的流量，也不来自于美国政府节余，收了很多税，然后花不出去，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政府联邦一直是巨额赤字，救市之前就有几千亿的赤字。

　　我们必须理解一个问题，这个钱哪来的，这个钱很有意思，从美国以外借来的，而且从很多不如美国发达的国家那里借来的，这些国家成了美国的债权国，美国成了最大的债务国，这个特点是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我们探查，美国出了问题，进口减少，我们出口减少，我们再查下去，这么多钱怎么进美国呢？进美国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这样我们就来看看，因为理解这一点对中国的企业就容易一点，因为借钱给美国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看一看中国这个钱从哪来的？就来自于中国巨额的顺差，简单来说出口量大，进口的量少。当然来自于中国竞争力增加，中国货，中国制造的东西，世界上要得越来越多，我们买人家的东西没有那么多，顺差进了中国就变成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由于美元是世界的结算货币，也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所以我们这种巨额的顺差，加上外资进入中国的投资，大部分都是美元，所以我们又变成美元资产，我们的节余变成储备买美国的国债，买美国的两房债，比方买美国的普通的股票和公司债等，这个圈就是这么旋转起来的。这个圈的旋转我们来看数量，如果发生这个旋，这个量小对我们整个的影响不会这么严重，问题是，从九十年代末，特别是04年以来，这个量涨得非常快，这张图当中，这条蓝颜色的线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条虚的一点点的线就是当年经常项目下我们的顺差，这两条线一个是年度的流量，一个是我们的存量，都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指标的记录，大家可以看到，在1993年的时候，这两个量都是很小的，比零高不了多少，但是由于93年以后，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根本的改变了汇率的形成机制。主动地把人民币本币过高这样一个错误的估值办法调整了，也就是主动降低了人民币，贬了人民币，出口体制、外贸体制，特别是签了WTO，政府把国内和国际市场连通得很多障碍都扫除了，再加上中国的企业，能够在全球舞台上学习，从开始附加价值很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入手，慢慢这条线就起来了。到04年，其实我们看，这个量也还是增长得有限，外汇储备04年是四千亿美元。但是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很高的增速，到07年底，我们的外汇储备就是1.8万亿美元，现在是2万亿美元。大家都认为这是好事情，中国人赚外汇的能力强了，我当然同意这个看法，如果发展中国家完全没有能力、没有竞争力，根本不可能有外汇储备，因为赚不到国际上的钱。

　　但是事情有另外的一面，这个量如果过了一定的临界值，它也会对国内国际平衡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道理是共通的，我们的顺差就是人家的逆差，我们的顺差就是我们大量地开工，大量地出口，那就意味着很多发达国家的工厂要关门，它的失业问题要严重，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还有更严重的一面，所有图上的中国人、中国企业赚到的外汇会影响国内的平衡，为什么？因为中国从世界上赚来的钱是不能够在中国花的，必须在中国结汇，跟谁结汇呢？跟银行结，商业银行和央行结，央行就要用基础货币来结汇，进来一块美元，就根据当时的汇率，比如说多少年都是八块两毛几人民币兑一个美元，就按照这个比例，把人民币付出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这个图上右边的圈子。顺差进来基础货币就要放出去，基础货币放多了，就要对国内的市场平衡发生影响，资产市场的价格就会冲，冲到一定程度，就会通过所谓的财富效果影响人民的消费指数，因为总的说来，只要票子多，商品和服务涨得没有那么多，相对价格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对外不平衡引起对内的一个压力。所以，我的观点不能仅仅看07、08、09年，难以理解，仅仅看07、08年、09年就觉得我们是好好的，美国出问题，然后就把我们拖累了。这样理解也可以，除了美国好，我们就没办法。我们必须看到里头哪些东西和我们自己有关，和我们自己有关，我们才可能把它作为控制变量，在今后应对危机的时候去调整它、运动它，从内部来看我是有问题的，因为巨量的钱进来就形成了国内的需求往上顶，资产市场、消费力市场，发生在07年达到了顶峰，这一拨过热或者比较热，从04年开始，亚洲金融危机内内外需都面临压力，冷，我们改了汇率，中国的出口部门非常旺非常争气，但是推出口的同时，还积极启动内需，也发债，也带动了商业银行的贷款，修成中国高速公路、码头，带动了1998至2003年一拨世界瞩目基础设施的投资，实际到03、04年中国总的需求内外都比较旺。这时候就面临了一个选择，因为如果汇率机制不增加灵活性，对外就会更猛，如果对外很猛，不压一压内需，总量就会失衡，所以04年以后，大家看到宏观调控，实际上已经开始在抑制经济增长，特别是内需，选了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过热，特别是点名处理了江苏省常州的铁本，这实际上是发一个信号，但是三大行业所谓过热，没有解决问题，铁本关了，铁本产能转给别的钢铁公司，钢铁市场价格和产量都在涨，调控九大部门也没有完全生效，房地产史无前例的升温，房地产发了很多条文让房价不要涨那么快，见效甚微，股市开始涨，一年半上证指数从一千点涨到六千二百点。我们现在说冬天，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冬天之前有非常火热的夏天，所有投资品都超历史水平。

　　我们今天在云南开会，云南就有很多投资超热的东西，比如说普洱茶，价格不得了，从水泥到房地产，到股票，到所有的投资品，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就是需求太旺。经济学给需求有一个定义，用货币表达的一种需要。人的需要如果不要用货币表达都是无穷的，用货币表达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有购买力的表达。所以这几年这种需求旺，特别是投资需求旺，国内投资需求旺，背后的问题就是货币问题，哪来这么多钱？我刚才已经讲了，这个钱不来自国内主动的超发货币，来自于对外关系，就是巨大的顺差带来美元进中国，8块多人民币基础货币就要付出去，我刚才讲得这个旋，这个旋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连续好多年在那儿转，07—08年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进中国银行要换人民币的美元达到25—26亿美金，史无前例。这是好事，但是各位注意，所有经济活动当中，太好的事都酝酿着某一种危险，因为会好得让你受不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总结这个教训，这里的关键问题，我们的调查和研究，这一拨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过旺，从04—08年，不来自于传统的财政有了窟窿，人民银行印钱补上，这是传统的通货膨胀机制。比如说94年，CPI冲到24%，投资可以热到比上一年固定资产增长60%，很大程度是财政性的扩张带来货币超发。朱镕基当时受命治理经济，压住了高速通胀，还做了制度性的安排，全国人大通过了法案，再也不许人民银行为财政的欠缺超发货币。财政就是靠税收和发债，不准说财政花多了钱，人民银行印钱补，这是多少年制度性的口给封上了，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94年以后，为什么市场的流动性又积累得这么高呢？现在来看是被动的，大量的外汇进来，你得给它结汇，汇在中国不能花，被动地释放了过度的货币，而被动率就是汇率，现在看来教训要总结，早一点让汇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能这个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但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到今天，包括学术界、政策界、舆论、媒体、产业界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人民币兑美元名义一升值，出口成本就增了，所以我们舍不得让出口行业承受这个压力，我访问过张瑞敏，他说人民币兑美元升一分钱，海尔的出口成本要增加四百万，这确实是一个压力，但是也是一点点给你压力，主动升，你发现出口部那么赚钱，你就开始转移了，舍不得升，生产力就往出口部门布局，高度依赖出口，这个教训经过几年应该有机会再来讨论一下，当然我不敢说我这个看法一定就能说服各位，你们都一定同意我，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因为人民币这么放出去，一定有市场后果的。名义上兑美元汇率不升，拖到05年5月份才升，之前维持基本步变，八块两毛几兑一个美元，差不多维持十年没有动，中国工业生产进步率比美国制造业进步率要快，名义汇率守得住实际汇率也守不住，这头1：8不变，大量的美元进来人民币发到市场，劳动力价格、能源价格、土地价格、资源价格就会冲起来，把出口公司成本会拉高的，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时间上误了好多年，产能已经往出口布局了，出口真的出问题，调整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人民币兑美元固定汇率或者盯住汇率，美元也有问题，这几年看来美元的问题更大，因为从九十年代末不断地进行宽松的利率政策，美国是通过调控利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联储的基础利率下降就是供应市场的货币量增加，我们可以看九十年代末联储基础利率还有8—9个百分点，现在已经降到0—0.25，那个量是惊人地放出来了，所以全世界这场问题，美元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是全球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它的超发不但影响美国，也影响全世界，而且非常有意思，超发货币美国的CPI并不高，因为大量的钱离开了美国，变成其他国家结算贸易，变成其他国家储备，持有美元资产的对象，结果它不压迫国内的CPI，石油到每桶140美元的时候，美国市场上零售价卖到那么贵，CPI并不高，没有超过5%，其他国家向中国到了8.7%，俄罗斯到了19%，越南到了24%，亚洲经济体通货膨胀07年那一波都比美国高，这是美元利用全球货币优势，这个教训要提上日程。因为当年美国有了承诺的，它和黄金挂钩，再把美元供应全世界做储备货币，承诺的价格每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各国央行持有美元，任何时来换，美国财政部给你换，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这是1944年定下来，黄金和美元是什么价？九百到上千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美元已经多发了多少，这就是美元的地位。它开始承诺，承诺以后加大美元的供应量，特别是越南战争，财政一塌糊涂，超发，然后堵窟窿，发票子，最后一查发现美国库存黄金根本不能兑换券世界持有的美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出来宣布，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等于往地上一躺，原来35美元换一盎司黄金，对不起，不换了，你看着办，这个有一点霸权，承诺大家才持有美元的，结果把这个窗口一关，但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用惯了美元做结算，就跟语言差不多的，讲惯了这个语言，不是说换就能换的，所以黄金窗口关闭以后，美元还是维持了相对全球的结算货币，当然也就刺激其他货币起来替代它，比如说欧元，这个局面就是这么发生的。

　　长话短说，我们和美元挂住，如果美元是非常保值的货币，人民币一直挂着它，人民币也非常硬，发生在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美元不断地降，长期资本公司出问题，格林斯潘主政怕影响美国经济多发货币，千年虫多发货币，IT泡沫破灭，影响美国经济，宽松的把利率降下来，货币量增加，美国经济看来不箫条过去了，9.11冲击发货币，美国已经是多少年连续地相当宽松的货币，因为是全球持有，他发的货币，人家拿着，自己国家没有很大的压力，现在指责格林斯潘也没有太大的道理，格林斯潘辩解词说，CPI没有上来，央行行长对物价负责任，对通货膨胀负责任，通货膨胀不高，经济也没有出现衰退，那是多少年来人民想要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水多加面，面多加水，会把问题移到一个个新的领域，其实美元当年做全世界储备货币的时候，就有经济学家预言要出问题的，因为你是储备货币，全世界做贸易要拿美元，全世界会对美国形成贸易顺差，美国一定是逆差，否则这样美元就出不来。等到量大了，经济学家叫特瑞夫，人民倒过来对美元的信心丧失，引起美元危机，这个预言验证几十年，开始都被推翻，有办法，固定汇率去掉，和黄金脱钩，资本市场一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定要维持贸易顺差，借钱也可以还，不一定持有美元储备，但是现在看来，特瑞夫的预言没有预准这个螺旋最后美元先出问题，现在看来要增加一个新的环节，当大量的外部世界的美元冲进美国以后，美国的资本市场先出了问题，大量的钱淹进去，利润超低，金融活动首先次贷活动放弃了资本主义那种严格约束的机制，这个问题出了以后，美元的地位就是在动摇，所以这个教训我们中国因为多少年，因为过去有一个理论，很多大经济学长都是这么主张的，美元很好，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容易变烂，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印钞机太诱惑人，动不动就想多印，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货币和美元挂上帐，它是好货币你也坏不了，支持固定汇率。

　　这几年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是这样子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国自律对货币超发找到了根治的办法，人大通过的法案，不准超发货币，货币的发行要跟经济增长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加入全球经济以后外来的力量逼迫中国被动地释放了过多的基础货币，然后就带来一系列的国内的变化。这张图请大家看一下，上面那条红线就是中国广义货币增长率，蓝线就是中国的GDP的增长，基本趋势大家看好了，都是我们货币的发行高于GDP增长若干个百分点，最高的时候会超过二十几个百分点，GDP涨到要加二十几个百分点货币发行这是94年最高的峰值，这几年总的来说在收敛，货币增发速度在下降，越来越靠近GDP的增长，这被看作是比较健康的货币控制，但是很不幸到了今年，货币的口子又上去了，今年一季度我们的银行，当然出了这么大箫条，大家没信心，担心经济，你不花钱，他不花钱，一起放下去，说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上我个人的看法是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条线上去，在未来几年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还要观察。

　　货币多了，一定要在哪里表达出来，在中国和八十年代不一样，货币多了首先不是农副产品价格涨了，而是资产价格，这张图的蓝线是我们的上证指数，红线就是房价，金融市场在中国发展起来了很重要，是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也是可以满足人民的投资愿望，但是起落太陡了，因为金融市场有一个自我实现的机制，你看好你往里投钱，很多人看好，很多人往里投钱，真投钱就真好，真好吸引更多人往里放钱，一直可以高到这条线脱离基本面，股价可以和公司的盈利能力完全脱节，但是挡都挡不住，中国这条线往上走的时候三千点、四千点、五千点，每条新开户的股民都是上百万户，因为想争取财富更多，是人人的愿望也是他的权力，前后左右都涨了，他也冲进去，真冲它真涨，涨到高处不胜寒，完全离开了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这时候由预期希望、故事、消息、堆起来的股价，任何一个方向的消息，随机的扰动，外来的冲击就会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把很多中国家庭、企业、机构帐面资产就烧掉了，对人的信心，里外里是负的财富效应，房价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后会冲到CPI，在中国待过这么多年，永远不单单是经济问题，因为对大量的固定收入和低收入人口来说就是收入下降，因为同样的钱买到的东西减少，因此任何政府对CPI往上冲一定会采取措施，虽然听到很多的批评，把通货膨胀看高了，不应该当年杀那么凶，我不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政治家面对这个压力，你坐那个位置你也要处理，中国当时过了8.7%，如果不采取比较紧的手段再冲，变成俄罗斯和越南，再加上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历史上88年发生过，93年发生过，这个力量也是我刚才讲的力量在一起。我和各位交换的基本看法，不能单独地说以前好像都很正常，突然来了一个冬天，没有这回事，用五到七年，七到八年的眼光来看，大起在前，大落在后，全球是这样子，中国的工业也是这样子，97年以来至少有三拨工业产品冲上去下来冲上去下来再冲上去，当然这次下下得比较厉害，谷比较深，这样深的谷和以前的一拨拨冲，在我看来有一些内在的联系。

　　箫条、衰退的唯一理由就是过度繁荣，没有别的理由，这个规律不但过去起作用，今后也会起作用。

　　中国除了汇率机制，05年以后才开始变得灵活，发了一个信号动员大家，还有一个微观和体制有关，就是外向的生意非常好做，因为我们中国制造能力一起来，我们只要外向就和全球商业网络接通了，经过香港，欧洲、美国和国际代理商，所以中国的制造能力一旦和外向接口很快把规模做大，这里有一个变量是中国自己躲不开的，国内的生意为什么不那么好做呢？纵向地看改革开放30年，从计划封闭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商、营运，商业运作的环境很大的改变，但是和国际市场相比，国内交易费用很高、很麻烦，好多企业家对我讲，做了出口生意不再喜欢回来做国内的生意，出口生意只要样品对头，产品对头，发传真走集装箱就走货了，国内的生意商路开通困难得多，要进行人际关系，要熟人，进行多年的培育，要过量地喝酒，否则就打不开市场，否则建立不起信任，这一点实际上这几年高速的外向，某种程度掩盖了国内需要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外向走得好就走，港口、码头一路繁荣，数钱都数不过来，干吗做难做的事情，我到温州去调查，红蜻蜓的董事长跟我讲，温州转变就发生在89年之前，温州企业原来都是做内向做国内市场起家的，辛辛苦苦打柜台找代理商、管理物流，等到WTO一签，国际市场一来，国际大厂商一来，一张单子几千万做不做，你做生产线停下，OEM，给你样子走货，一张单子几千万上亿，很多公司都转向外向，红蜻蜓老总有一点例外，舍不得自己打下国内商业网，做自己的品牌做了一千家的门面店，有三千家连锁店，舍不得，但是当时如果数钱转出去快。远大空调的张总告诉我，六个业务员做国际单子销售量等于225个国内销售员做国内市场量的总和，什么道理不平衡。我们现在是制造能力强大，市场网络借人家的，很大程度借人家的，我们工业知识很普及，市场知识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制造的知识。这也是国民经济这几年要总结的，美国市场一直旺，咱们就做下去，中国制造打遍全世界，问题是出问题了，这是中国一定要面对的挑战，首先要坚定信念，内需是有的，13亿人，这么多年人均的增加，即便有收入分配问题，其中只要20%的人变成所谓中产阶级，市场就不得了，为什么香港自由行，开到那个县，哪些人进行扫货，这些货在内地市场买不到，我们的商业环境和销售通道还有非常不方便的一面，高储蓄有担心将来孩子上学看病，要储蓄，社保不足，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消费不方便，商业活动不方便，服务不方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增强信心，有巨大的内需潜力，昨天晚上，北大有几个校友在这里一块聊，讨论到云南，校友做银联卡的，云南的老总，云南好多地方没法刷，就影响消费，跑来旅游，一看见这个东西好，一激动要买，没带那么多钱，只好别激动了，让他方便，一季度钱就刷出来了，就刷到云南来了，这些东西不单单是附加价值技术含量提高的问题，中国经济结构增长包括商业和工业平衡，两种知识的平衡。

　　严格来说这拨困难不单单是美国的问题，单单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只能等它回来，我的看法在开放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的问题里头有一部分是中国的，所以现在需要很好的合作，共同应对。同时因为有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把它总结出来通过政策和行为扭转它。这一拨的困难是三个量的合并，第一由于汇率机制的灵活程度不够，外需就非常旺，再加上微观基础出口生意好作，为了给外需让路，04年以后不断调控国内的内需的产业，企业的自主性冲击实际上被抑制了一部分，行政审批在扩大，行政管制在增加，这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要把这些东西揭开，可能把经济重新激活。第二，我们给外需让路，外需遇到欧美市场收缩，这个东西现在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第三，我们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家庭受到资产市场价格陡起陡落那把尖刀的损害，投资帐面损失了，信心损失了，对未来的看法非常冷，现在的问题是三个层次合并，我的分析根本的问题，所有经济不平衡，还是因为机制不平衡，是因为改革不平衡，同时这种快速的高速增长也侵蚀我们的企业家精神，很容易赚钱，谁认真研究市场企业技术，这几年我们资产市场这条线全民的心里，我接触很多朋友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他要疗养，数过快钱以后，再也没有精神头把车门做得更好一点，把产品做得更精益求精，服务精益求精，侵蚀人口规模量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过量的货币虽然有一时的繁荣，但是会掩盖一些危险。财政政策是重要的，民间不敢花钱，政府来花，市场就不会掉得太凶，而中国的财政指标全世界相比都是比较安全的区间，而且现在全世界胆子都大了，每一个国家财政开支赤字占得比重都上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确实可以胆子比过去大一点，但是要看到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应对一下子的冲击，防止信心崩溃起作用，长期来看有挑战，修很多的路上头有车跑吗，修完了路没有车跑，就是今天的日本，面临的困难就是再修不修，不修经济下去，已经修的路尚没有车跑，再修怎么办，财政政策一定要知道它是短期政策，当然这里头怎么样把财政投资做得更好一点。货币政策我也讲过了，我个人来看要保留的，过量的货币一定要危害国民经济。初期以外的钱太多长期是管理松驰，企业精神丧失的一个条件，宏观微观来看一定要适度。

　　重要的是体制政策，中国的特点就是困难的时候加大改革力度，最近国务院批准上海金融中心、服务业为中心，金融航运中心，批准了海西特区，批准了重庆、成都作为城乡综合改革示范区，批准天津的改革示范，这是非常合乎规律的，中国的国民经济30年所有的今天是靠改革，所有今天的问题是因为改革不平衡，我们要求得更平衡的增长，就要靠进一步的改革推动。

　　客观再看看今年全球形势，美国问题很大，调整能力不能低估，美国人是喜欢叫唤的经济，媒体充分自由，所以问题会放大得很厉害，但是调整能力我们也要仔细地观察，我不认为美国经济像有些人讲从此就下去了，美国肯定长期来看是下坡路，但是这个坡这么大的经济，下也会慢慢的，等它稳住了，恢复了，中国的出口还会起来，中国自己依然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需要投资、需要发展的地方多了。另外，出口同比还在降，但是环比已经开始有苗头，比如出口纺织业企稳变平稳，开始有一点低的正增长点，经济调整每时每瞬间都在发生的，很多人说很多公司垮了，垮了就是帮活下的公司，垮掉一部分就在变化，活下来的公司容易活了，其实中国过去的出口大部分是中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在杀，我最近在珠三角已经看到中国的订单提价，为什么？找不到人做了，原来抢得做的公司都关门了，活下的开始有甜头的，经济的过程说不行说不行本身就开始变行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媒体报道有的时候有滞后。中国国内这种货币发下去，车市这么旺，房市又开始有暖期，股票市场有动静，香港股票已经非常好，所以我不认为还是冷冷下去，这个调大概是有问题的。

　　整体来看，我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真正的关键，没有8今年也会有7，只要有7，还是全世界第一，因为其他经济都是负增长，中国真正的问题是结构、质量、增长方式的转变，形成更合理的、更持久的经济增长，同时从过去坡度当中吸取教训，增加我们的体制，争取国民经济更好的表现。

　　谢谢各位！

　　（编者按：本文系演讲速记稿，未经演讲者审阅，修订审阅稿将于作者个人网站 www.zhouqiren.com 刊出，敬请关注。）

　　www.zhouqiren.org

　　2009年5月11日-12日，由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09”隆重召开。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的演讲内容：

　　周其仁：我觉得余永定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让我们去理解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像水和堤坝，水的不平衡造成这么大的流量，但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否则水大了就会把堤坝冲垮。美元作为唯一世界的储备货币，会产生一些问题，早就有这样的预言，这个预言很长时间没有被验证，甚至认为被推翻，因为中间有一些变化产生，国际货币组织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美元出现问题。那么，预言没有发生，做的防备措施没有起措施，问题也就绕开了。甚至到了美元跟黄金还未脱钩就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2，认为一方巨大的顺差，一方的逆差可以维持很长时间。最后的问题从谁也没有想到的问题就出现了，不是对借债太多没有信心，而是金融市场造成了一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讨论新的货币体系怎么来建立和设计。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进一步的讨论，因为永定的报告里面讲，长期的目标是几个货币，包括人民币、欧元共同来半程一个多元的全球储备货币。这个目标到底它的基础什么呢？我想任何设计都离不开对已经发生问题的总结，该是美元到底为什么要出问题，包括经济学家的预言基础是什么。因为美元是一个国别货币，又是全球的储备货币，这里面有一个冲突。能不能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它是国别货币又是储备货币就会出现问题呢？如果是黄金，既是国别货币又是储备货币，有没有内在的冲突呢？应该说没有，或者不言中。根本的问题是，美元作为一个国别货币，它不是一个贵金属货币，是政府承诺以贵金属为本位，在这个基础上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换句话说，黄金是看不见手的货币，美元承诺以黄金为本位，还是一个看得见的手在形成供应的货币。看得见的手就有脑子，就有情绪，就会受到压力。当有压力来的时候，就不能受黄金开采量、发散的支配。

　　那么是不是找一个没有国别的货币就能够把美元的问题解决掉，甚至是全球货币。当时特别提款权就是按照这个设计的。但仔细想里面也有问题，以后美元一旦跟黄金脱钩，特别提款权基础马上就消失了。特别提款权很小，如果真做大了，压力就冲它去了。那这批全球的中央政府能不能顶住压力呢？他顶不住，全球货币的稳定性靠什么来支撑。所以，讲到底这是一个深刻的货币困扰。我大体赞成永定讲的，未来不能求助一个货币，因为一个货币一旦出问题，就很麻烦。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上要有一个竞争的架构，这个货币不行，其他的货币要有机会，即便作为国别货币也有能够挡住经济增长波动当中的压力，能够保持币值的问题。谁做的好，谁在全球起的作用就大。谁出了问题，谁就可能被淘汰。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短期的问题，因为我最近拜读了永定的文章，他认为全球货币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我相信也是我有生之年看不到的。那么看到的是什么呢？像特别提款权可能要扩大，人民币在往外走。现在舆论都认为这波国内受这么大的冲击是跟05年以后人民币扩大浮动有关系。有一句话是“如果我们认真贯彻“十一五”的战略目标，刺激内需，采取灵活的利率制度，及早去除各种优惠政策，积极发挥国内的商业影响，而不是过多依赖出口加工贸易，中国就不会深陷美元的陷阱。”那么短期怎么处理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怎么处理出口和内需的关系，由于时间的关系，永定没有时间谈这方面，这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希望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做参考。

　　谢谢！

周其仁
2009年4月26日 www.zhouqiren.org
  
央行公布，截至3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5.4%，创1997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同时，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4.5万亿，直逼去年全年4.9万亿元的水准。令人吃惊吗？没有。也许“大数目字疲劳症”全球流行，人们处变不惊。我自己的问题倒有一个：如此的货币供应增长，还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吗？

讲过了，中国经济面临挥之不去的“货币困境”。现在看来，此困境有三种不同的境界。其一是相当传统的，政府要花钱，但税收基础薄弱、又发不出多少国债，只好靠发票子补财政窟窿。其二，政府无意主动超发票子，但由于汇率机制弹性不足，巨量外汇流入，迫使央行“被动”释出过量流动性。其三，政府顾虑经济增长低迷、“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增加、失业压力骤增，大手松货币刺激经济。

为什么都是“困境”呢？因为虽然每种境界各个不同，迫使货币龙头开闸放水都会引来惊人相似的结果。其实，自从“法定货币”登堂入室以后，普天之下都有这个麻烦。高举重回金本位制大旗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思想和勇气对后人皆有启迪，可是只要在事实上还没有回到金本位的制度，“货币困境”就挥之不去。

当下中国步入的应该是第三种境界的困局吧。不敢说是最高境界，因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大手救市发货币，不晓得还会带出何种新款的“变形金刚”来。眼下中国的困难是：2008年10月后观之惊心动魄的价格跳水，跟着就是作为多年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出口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农民工离岗失业人数巨大，据一个抽样调查的结果高达2000万之多；工业、GDP、财政收入，个个指标都显示着“下行风险”——就算不是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有样学样，急松货币也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必选。

如果可以一味超发货币而毫无顾忌，就不会有“货币困境”这回事了。困境者，两难境地也：任何行为都有代价，过了某个临界点，负面效果盖过了正面收益，就得不偿失了。特别是法定货币供应这样经济中最锋利的利器，看似不过是看得见之手的掌中之物，要怎样摆布都可以。可是一部货币史也写得明白：从长期看——就是凯恩斯先生讲的“长期我们都会死去”的那个长期——总是良币驱逐劣币。远的不提，2008年上半年肆虐多个国家的高通胀，若不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危及实体经济带来的突然下行，还不知道要搭上多大的代价才能收场。

这是说，松货币也受制约。为什么财政政策可以“积极”，货币政策却只能“适度宽松”？我的理解，只要守得住1994年中国定下来的“财政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的铁则，财政政策再积极，也受到国家税收能力和发债能力的实际限制。比较起来，货币变量要“软”很多。倘若政府不自我设限，发货币“积极无度”，政策为祸的危险就增加了。

难就难在何谓“适度”？不论细节，货币为交易提供媒介，而可交易之物（和服务）来自一般经济活动。这样看，货币供应以经济增长的需要为“度”，总无大错。看一下经验数值，自1992年有了季度统计数据以来，我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总比GDP的增长要快，最少快出了3.5个百分点（2005年第1季度和2007年第2季度），最多则要快出24.7个百分点（1994年第3季度）。纯粹以现象分类，今年第一季度M2快于GDP增长达19.3个百分点，在总共68个季度里位居第六名。交代一下，前五名是1993年第3季开始到1994年第3季连续的5个季度，那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三波高通胀的岁月。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体制转型摧枯拉朽，大量在计划体制里不入市的资源——譬如土地——进入了交易过程，“货币深化”本身需要更多的货币。

眼下到底特别在何处？固然有“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不过，对远高于经济增长的货币供应，我们还是要问一问它究竟可以帮上什么忙？即使把2007年中国的GDP增长（13%）视为“潜在的、或应该有的中国增长之速”，第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也超过了经济增长的12个百分点。中国不是美国，没有那么多的“毒资产”——像有的行家建议的那样——需要泡入高通胀的药液才有望解毒（！）。央行也学不成美联储，因为这里大手松出来的货币尚不能漫游世界，累积的货币压力主要还将作用于国内。

还是不要把25%以上的货币增长当作“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吧。其实它已属非常宽松。即使必不可免，也不宜加冠“适度”之名而放松应有的警觉。

本文地址：http://zhouqiren.org/archives/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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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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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里，同一幅土地从农业用途转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工业、商业或住宅，地价可能一下子涨得非常厉害。眼看着一项资产的市值无端端地暴升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问题就来了：农地因用途改变而引起的地价大涨，究竟应该归谁所得？

一种主张认为，“这种土地的升值，是由于政府代表社会的投入所致”，因此，这部分土地的升值不能归土地所有者所得，而应当归“政府代表的社会”。简言之，就是“土地涨价要归公”。

在思想的历史上，此种见解大有来头。本文不谈这些来头，仅集中于推敲包含在“土地涨价要归公”命题的经济逻辑。我得到的结果是：如果本命题的逻辑成立，那么天下要拿来归公的东西，可就多到屈指难数了！

是的，导致商品涨价的原因很多，不过仔细追究，总有一部分因素与该商品本身及其所有者为之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无关，而纯粹是因为“社会的”原因。让我们举些实例吧。

“非典”刚刚出现的时候，广州城里，醋价突然大涨。有位朋友说，不到一周之内，醋价翻升了70倍！醋还是醋，生产的工艺和成本没有什么变化，但仅仅因为市面传言，在家熏醋有利于防止“非典”，相信此说者众——社会因素也——卖醋的就无端端地发了财。类似的，不少中草药如板蓝根之类，“非典”期间也突然身价不凡，有什么道理吗？当然也是“社会因素”使然。

如果说“非典”不可测，因此导致相关商品的价格大涨是“一次性的”，那么在市场里还有不少经常出现的商品价格上涨，就是预期如斯，它还是涨、涨、涨。一个例证，是春运的火车票，年年如此。铁道部门过去就是不提官价，但是黑市之价还是暴升，涨价所得归了“黄牛党”。最近春运车票提了一点，但黑市未除，春运火车票的涨价所得改为一种分享体制。为什么春运时节的火车票涨价呢？首要的原因，是数之不尽的中国人一定要在春节赶回老家团圆——不是“社会因素”，又是什么？类似的还有中秋月饼，年夜爆竹，以及正月十五的元宵。就是一般节假日，因为在家烹调的人口增多了，时鲜菜蔬等市价也常常略有上杨。追查下去，找不到“社会因素”的，真的很难。

不少旅游名胜之地，观光游客的人数分布极不均匀。海南的冬季尤其是春节前后，酒店加价，机票不打折，连土特产也升值。应该是“自然因素”使然吧？但你也不难看到社会因素——要是人人对自然条件的变化不做反应，春夏秋冬又怎样影响商品价格的变动？

更平常一点，凡可观察的商品或服务的市价上涨，我们都不可能找不到社会因素。大白菜简单吧，你不妨取一个市价上涨的实例，看、看、看，想、想、想。难道真的没有买家方面的因素？——要是大家铁定了就是不买，天下还有没有白菜涨价这回事？买家的因素（需求是也），又可以做分解。天气、节假、消费潮流、人口和家庭、相关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动，怎样数，也数之不尽的。大白菜涨价里面就没有“政府代表社会投入”的因素吗？要小心了：倘若没有市政道路的投资建设，居民上菜场难于上青天；倘若没有警察维持秩序，买菜路上盗贼四起；倘若没有解放军保卫国防——还有大白菜的交易吗！

这里丝毫没有抬杠的意思，也不要以为是我思考问题误入了牛角尖。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可能发现，世上究竟哪种现实的商品或服务的涨价，真的就完全没有“社会”或“政府代表社会投入”的因素。问题是，为什么那些振振有辞地主张“土地涨价要归公”的人士，不同时主张“白菜涨价也要归公”？

也许说，白菜不过一件小商品，土地才是大资产。小商品涨价的社会因素或可不加计较，大资产涨价，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错。离开了白菜、粮食、树木、楼宇等无数商品的增值，土地增值不知为何物。“白菜涨价归公”与“土地涨价归公”是同一件事情的同一个逻辑，大声主张后者却又不好意思说出前者，表明其思想缺乏一致性。

2006年2月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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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6日，由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和《中华工商时报》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中国民营企业投资与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盛大开幕。以下内容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演讲实录：

　　周其仁：谢谢论坛的邀请！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的危机在转递过程中也暴露出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比较重，我们08年出口总额占到整个GDP的34%，加上进口部分，进出口就相当于GDP的60%到70%，这个结构就隐含着一些危险，国际市场好的时候中国凭这个结构就获得很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同样这个经济结构，在美国、欧洲、日本市场需求收缩的时候，我们的影响就比较大。最近几个月你看出口掉的非常凶，20%的往下降。

　　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既然来了就要讨论怎么应对，而且进出口很大一块与中国民营企业有关系，这个现象已经产生了我们就要很好的分析它，作为大国来说，这么高度外向依存度是蛮少见的，当然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如果中国没有开放，没有WTO，没有中国民营企业的学习，没有我们这么肯干，中国有这么高的市场份额也不能想象。

　　还有一点，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反省，为什么这么大量的中小企业都转向了做出口生意，甚至单一做出口生意。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怎么看，我做了一些研究觉得有个因素很关键，就是国际市场上只要你有产品，商业通道非常通畅。简单讲国际生意好做，国内生意比较而言还是难做，所以大家趋利避害，一下转多国际市场上去了。我们两个三角，最早中小民营企业都是做内需起家，广东企业八十年代有名的经济北伐，用香港灵活的经济机制往北赶，温州早年企业起家都是竞销国内的商家，有了商路到后面开厂。

　　九十年代转型转的非常快，大概半年前在温州访问的时候，见过红蜻蜓董事长，他给我介绍温州鞋业，大概八年到十年前完成这个转型，国际大定单一来就面临着选择，虽然国际单件产品毛利低，但是走量非常大。所以很多企业考虑来就转过去，一转过去就很难回头，因为那可以把量做的非常大，企业就可以发展起来。你看这几年我们出了很多世界第一，单一产品做到市场上很大的份额。我们很多小产品，一两家公司就可以做欧洲市场的60%到70%。这个现象为什么在国内很难做？我们在这次危机中要反省，国际市场有个一两百年累积而成的商业文明、商业通道。我们接一个订单，订单那边是什么东西？就是个成熟商业网络，你签了这个产品就可以走。近几年中国中小企业集中发展生产技术，把市场借助香港、美国、欧洲等成熟的网络，只要把中国制造产品放到网络，就业也罢，利润也罢，发展也罢，都有了。

　　这个网络帮助中国在过去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和中国产品跟世界接轨，这还是要肯定的。倒过来比我们国内为什么难呢？这是我们中国改革不平衡造成的，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比较好的，我们中小企业制造业开放的程度比较高的，但是顺着阶梯往上看，我们很多领域，不是说没有进步，像各地政府由于竞争，招商引资，改善政府服务，要跟十五年、二十年前比现在了不起，但是总体而言，从商业通道有效性、信用、商业文明、契约，我们办事情还是国内市场很麻烦。访问很多老总，一旦做国内生意就不愿意再回头了，国内生意还是太麻烦了。

　　用行业的术语讲是交易的费用还是很高，中国的生产成本很低，但是交易费用很高，交道很难打，要喝酒，要拉关系，要搞人情，运作国际生意这些都不需要，产品、样品发过去，合适的话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走货。这个反差中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中国有待于改进的。我们整个知识很不平衡，制造业知识很发达，普及的很好，到处看到千万平米、十万平米的厂房，可以买来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从深圳一直看到内蒙古，大型工业知识普及的非常快。但是批量产品怎么卖到消费者手里去，这个知识、能力、通道，我说它叫商道，我们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多数是接单，这单子有那么就什么也不怕。像去年十月后情况很恐怖的，像大屋子突然关灯一样黑了，就不知道庞大的生产能力怎么来继续开动，因为没有商业通道了。没有商业通道我们产能就没有办法配合起来变成经济。

　　这里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今后应该研究和主打的，从困难的国内杀市场、打门店、搞加盟、搞连锁、搞渠道，这都很辛苦，一旦转到接单，这很容易转，转过去十年，企业家年龄上来了，财富多了起来，继续打的劲头就会差了，你习惯成集装箱的走货，一旦离开这个商业通道就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发展，所以就有个再转型的问题，我不是说中国不再需要国际市场，因为这已经证明了，只是中国附加价值如何从低向高这要研究。只要国际市场走暖，中国竞争力是已经被证明了。重点应该放到我们薄弱环节，就是国内商业通道如何比现有的水平更高，这也是我们做研究、做调查的重点，希望跟大家交谈。

　　远大中央空调六个销售员到国际上做营销等于国内220个销售人员在国内的销售额，为什么国内商业生产力这么低呢？这个问题就应该很好的去研究，当然这件事情不单是企业的责任，很大程度是政府的责任，包括政府的税、费、服务、开放程度等。确实另一方面有企业战略选择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大家总有不同的认识，一般是批评中小企业附加价值太低，批评和评论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我的看法可能有个重点不要忽略，我们生产能力、销售能力怎么样。我们要恢复早年民营企业起家的传统，那时候国际市场还没有打开，那时候就是打市场起家的，我们要重新从转动里头找到机会。

　　当时温州商人所谓十万经销商到全国包柜台，这个做法今天不能重演，因为商业结构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劲头值得学习。1983、84、85年联想创办的时候，最早战略定位，因为是中国计算所的公司，有一批科技人员最大的梦想是科研开发成果，当年柳传志研究了现实情况，定的战略就很有名，先与国外合作，就是学习大规模生产的管理能力，然后独立生产联想。无论温州商人早年辛苦开发各地商道，到联想早年的做法。我们讲内需，不是抽象的概念，要通过商业网络把信号传递过来，在你手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还有访问一位老总，这位老总到深圳闯荡做出了一家公司，他是做自己的品牌，中国职业女性很相信他的牌子，他最成功的地方不单是生产，最成功的地方是全国专门连锁店。

　　现在只说融资，融资来干什么？如果没有订单融资来做什么，做出产品往哪里大。当然国内的需求需要整个收入政策的调整，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国内一些需求是因为商业通道营销和我们的商业服务效率低被认为抑制，你看现在很多老百姓到香港去购物，不单单名贵产品，不光是国外名牌包，我在香港市场看到最让我吃惊的事情是中草药在香港也卖的好，什么道理呢？就是在香港买中草药，假的可能性低，从这点就可以看到商业通道有差距，不光是没有钱。一块是老百姓没有钱，还有就是老百姓消费没有释放出来。

　　最近我访问了阿里巴巴(8.47,-0.38,-4.29%)老总也受到极大启发，阿里巴巴利用网络技术产生的民营企业，当然得到国际的投资，也有很好的国际化管理团队，但是它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它的口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第一次主打是帮助中国中小企业产品打到外国去，帮助中小企业打出去。国际市场遇到问题后，他帮很多中小企业往国内打。他最重要的不是提供一个技术平台，是利用这个技术平台在中国人多年破坏很严重的信誉不足方面找到突破点，每个买家在网上的行为都有信息追踪，可以相互评价，信号跟着你，商誉变为网上交易的基础。结果帮助大量的人，包括残疾人，包括大学生，帮助你不能在街上开店的人。

　　最受启发的一件事情，两个三角已经形成大量迈向国际市场的企业，产品经过这十来年品质提高的非常快，现在唯一的是单子没有了，现在出现新变化，老一代创业者搞企业也非常好，年轻一代做网络做的非常好，儿女变为网商来开店。不要以为消费需求是固定的，是跟我们的努力程度、信用的建立程度，商业的便利性、可得性有关。这个领域推进，内需会得到释放。

　　比较而言，我们可能在商路的开拓上应该成为09年、10年的主打，因为这个问题早晚要解决，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利用两百年西方成熟的网络，因为经济增长最后目标是要提高人民，特别是包括本国人民的福利水平，让他得到好的产品、好的服务。从生产到最后的消费，中间就是这套商道，它不但是硬件，更重要的是软件，它里面包含大量新的知识，我相信中国的中小民营企业，大多数起家时都是农民，他可以通过学习造成各种各样的产品，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通过学习曲线的变动，增加商业方面的知识，通过一个良好的商业通道来把我们已经强有力的加工能力组合起来，变成振兴经济，保增长，改结构的积极力量。谢谢各位！

周其仁医改系列评论：

劣币真的能驱逐良币吗

周其仁

以讹传讹的事情从来不少。如要举例，我认为首选“劣币驱逐良币”。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段公案，可是在中国非常流行，大家不但耳熟能详，而且常用来作为对可观察事件的规律性总结。其他非西方国家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去年到印度开会，问过接待人员，回应也是广为人知。

公案是这样的。话说16世纪中叶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当政。她有一位顾问，就是Sir Thomas Gresham(葛氏)。这位爵爷察觉到，市场上那些重量不足的贵金属货币在流通，但“足金”的货币却被收藏、溶化成金属块、甚至被转运出口。葛氏据此向伊丽莎白建言，据说因此才有了1560年英皇关于反对银币成色不足的公告。约300年后，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劳德(MacLeod)著书立说(《政治经济学基础》，1858年版)，白纸黑字写下“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good money out of circulation)，并命之为“葛氏定律”(Gresham’s Law)。从此，“葛氏定律”大行其道。

为什么说以讹传讹？第一，葛氏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劣币驱逐良币”。他观察到的，是含金量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只要成色不足的货币也可以代表较高的流通面值，人们就倾向于收藏含金量足的货币，以至于后者完全退出流通。葛氏自己的概括是，“不同的货币不能同时流通”，而不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第二，在葛氏之前很久，早已有人发现了“劣币”用于市、“良币”被收藏的现象。例如，据Kindleberg(1985)的考证，有位叫奥雷姆的早在1360年就发现了这一现象。

抛开以早晚论英雄，单就内容看，“葛氏定律”成立不成立？让我们想像回到贵金属货币时代，大家都拿银子付账。试想，要是不足分量的银块照样被作为“正常的货币”使用，谁又会比别人笨？——张三敢用九钱银当一两用，李四为什么就不敢以八钱银当一两？再来一个胆子更大的，干脆以五钱银当一两，又怎样？如此推下去，岂不是无须走多远，满世界就全是劣币——“葛氏定律”灵验了吗？

问题就出在推理上。试问，当人们争相以劣币支付时，谁愿意收取劣币呢？比着支付劣币的固然聪明，可是收款的为什么就那么蠢，非要争相接受劣币？仅此一问，大名鼎鼎的葛氏定律要守也难。不过，如此简单的问题，可不是我能够问出来的。1985年1月17日，张五常教授在《信报》发表“葛氏定律和价格分歧——评一国两币”，文中定断“葛氏定律大有问题”，因为“买物者当然是要用劣币，但至于卖物者肯不肯收劣币，葛氏是没有考虑到的”。

教授这一问，就把问题带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买物者争相付劣币，卖物者争相要良币，讨价还价的结果，会使良币、劣币各有各价！难道不是吗？足金一两的银子买1000斤大米，面值一两、实银5钱的只好买500斤。如是，劣币劣价，良币优价，购买力平价，还分什么劣币和良币？既然分不出劣币良币，葛氏定律又从何谈起？

买卖双方自由议价的前提，当然是信息费用微不足道——是劣币还是良币，买家卖家一望皆知，然后大家出价，八九不离十。要是信息费用不是微不足道，买家卖家之间对货币的优劣有不同的判断，情形又会怎样？

那就要看实际的限制条件。一种情况是，信息费用实在大得惊人，比如付账的明知自己手持劣币，但收银一方怎样也看不出来；再加一点，收银方的各个卖物者，彼此之间完全隔绝，既不能分享有关劣币的知识和信息，也不能互相提供识别劣币的服务——这当然是一个很不真实的假设。

在这种假想的极端情况下，一次劣币优价得手，会刺激更多的劣币供应。收币方因为无知又不能对劣币做劣价处理，劣币就越来越多——把这个逻辑推到底，难道劣币不就可以驱逐全部良币，葛氏定律因此也就成立了？

还是有问题。不错，劣币受到其他劣币得手的鼓励，越来越多是可能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劣币供应于市，特别是当劣币的增加超过了商品和服务的增加，有一个结果就必定要出现，这就是物价飞涨。是的，卖货者再蠢(其实是被假设的蠢)，收了劣币总还是要花出来的。收的越多，轮到他们购物时，出价竞争就越凶。达到一定程度，劣币的供应者自己就要被劣币所害。最起码的后果，人们要背上越来越多的劣币，才能买到越来越少的货物。把这个思想实验进行到底，最后是劣币自己被驱逐，再把良币请回来。

真实世界的情形是，谁也不会那么蠢。利益迫人聪明，也逼人学习。因此，长久地把大多数人都骗了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么，为什么不少国家还有屡见不鲜的劣币泛滥，也就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呢？那不是人民蠢，而是独家垄断了纸币发行的政府，要在全体人民头上大抽通胀税。可是，任何恶性通胀都不能证明葛氏定律有效。证据简单：大凡搞通胀的政府，总要禁止良币的流通。因为一旦良币可用，人们争相放弃劣币，通胀就破产了。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中国，蒋委员长大发金圆券，为此严禁黄金、白银和美元的市场流通。可惜那时统治集团里的大家族带头不从，蒋经国带队到上海“打老虎”无功而返，结果国民党金圆券体系一溃千里，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大发劣币的被驱逐到台湾去了。要是葛氏定律真是对的，老蒋——以及全世界滥发货币的统治者——可能不至于输得那样惨。这说明，就是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保劣除良，劣币说到底还是保不住。

其实从长一点的历史看，要是真有“劣币驱逐良币”这回事，就从16世纪算起，劣币也早该把全世界人民压得不能动弹了。至于乱发钞票的——现代劣币是也——共同结局是，即便动用武力，还是挡不住劣币连同它们的发行政府一同被无情驱逐。市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要是劣胜优汰，人类早就灭亡了。

加起来，在一定的信息和制度成本约束下，劣币可能刺激劣币，也能诱发出更多劣币。但是，还等不到越来越多的劣币把良币驱逐干净，劣币自己就不能维持。讲到底，货币为方便人类交易而生，长期违背这项宗旨的，便遭人类的淘汰。商品、货币市场上如此，文化、思想市场也如此。

劣币真的能驱逐良币吗

周其仁

以讹传讹的事情从来不少。如要举例，我认为首选“劣币驱逐良币”。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段公案，可是在中国非常流行，大家不但耳熟能详，而且常用来作为对可观察事件的规律性总结。其他非西方国家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去年到印度开会，问过接待人员，回应也是广为人知。

公案是这样的。话说16世纪中叶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当政。她有一位顾问，就是Sir Thomas Gresham(葛氏)。这位爵爷察觉到，市场上那些重量不足的贵金属货币在流通，但“足金”的货币却被收藏、溶化成金属块、甚至被转运出口。葛氏据此向伊丽莎白建言，据说因此才有了1560年英皇关于反对银币成色不足的公告。约300年后，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劳德(MacLeod)著书立说(《政治经济学基础》，1858年版)，白纸黑字写下“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good money out of circulation)，并命之为“葛氏定律”(Gresham’s Law)。从此，“葛氏定律”大行其道。

为什么说以讹传讹？第一，葛氏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劣币驱逐良币”。他观察到的，是含金量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只要成色不足的货币也可以代表较高的流通面值，人们就倾向于收藏含金量足的货币，以至于后者完全退出流通。葛氏自己的概括是，“不同的货币不能同时流通”，而不是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第二，在葛氏之前很久，早已有人发现了“劣币”用于市、“良币”被收藏的现象。例如，据Kindleberg(1985)的考证，有位叫奥雷姆的早在1360年就发现了这一现象。

抛开以早晚论英雄，单就内容看，“葛氏定律”成立不成立？让我们想像回到贵金属货币时代，大家都拿银子付账。试想，要是不足分量的银块照样被作为“正常的货币”使用，谁又会比别人笨？——张三敢用九钱银当一两用，李四为什么就不敢以八钱银当一两？再来一个胆子更大的，干脆以五钱银当一两，又怎样？如此推下去，岂不是无须走多远，满世界就全是劣币——“葛氏定律”灵验了吗？

问题就出在推理上。试问，当人们争相以劣币支付时，谁愿意收取劣币呢？比着支付劣币的固然聪明，可是收款的为什么就那么蠢，非要争相接受劣币？仅此一问，大名鼎鼎的葛氏定律要守也难。不过，如此简单的问题，可不是我能够问出来的。1985年1月17日，张五常教授在《信报》发表“葛氏定律和价格分歧——评一国两币”，文中定断“葛氏定律大有问题”，因为“买物者当然是要用劣币，但至于卖物者肯不肯收劣币，葛氏是没有考虑到的”。

教授这一问，就把问题带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买物者争相付劣币，卖物者争相要良币，讨价还价的结果，会使良币、劣币各有各价！难道不是吗？足金一两的银子买1000斤大米，面值一两、实银5钱的只好买500斤。如是，劣币劣价，良币优价，购买力平价，还分什么劣币和良币？既然分不出劣币良币，葛氏定律又从何谈起？

买卖双方自由议价的前提，当然是信息费用微不足道——是劣币还是良币，买家卖家一望皆知，然后大家出价，八九不离十。要是信息费用不是微不足道，买家卖家之间对货币的优劣有不同的判断，情形又会怎样？

那就要看实际的限制条件。一种情况是，信息费用实在大得惊人，比如付账的明知自己手持劣币，但收银一方怎样也看不出来；再加一点，收银方的各个卖物者，彼此之间完全隔绝，既不能分享有关劣币的知识和信息，也不能互相提供识别劣币的服务——这当然是一个很不真实的假设。

在这种假想的极端情况下，一次劣币优价得手，会刺激更多的劣币供应。收币方因为无知又不能对劣币做劣价处理，劣币就越来越多——把这个逻辑推到底，难道劣币不就可以驱逐全部良币，葛氏定律因此也就成立了？

还是有问题。不错，劣币受到其他劣币得手的鼓励，越来越多是可能的。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劣币供应于市，特别是当劣币的增加超过了商品和服务的增加，有一个结果就必定要出现，这就是物价飞涨。是的，卖货者再蠢(其实是被假设的蠢)，收了劣币总还是要花出来的。收的越多，轮到他们购物时，出价竞争就越凶。达到一定程度，劣币的供应者自己就要被劣币所害。最起码的后果，人们要背上越来越多的劣币，才能买到越来越少的货物。把这个思想实验进行到底，最后是劣币自己被驱逐，再把良币请回来。

真实世界的情形是，谁也不会那么蠢。利益迫人聪明，也逼人学习。因此，长久地把大多数人都骗了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么，为什么不少国家还有屡见不鲜的劣币泛滥，也就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呢？那不是人民蠢，而是独家垄断了纸币发行的政府，要在全体人民头上大抽通胀税。可是，任何恶性通胀都不能证明葛氏定律有效。证据简单：大凡搞通胀的政府，总要禁止良币的流通。因为一旦良币可用，人们争相放弃劣币，通胀就破产了。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中国，蒋委员长大发金圆券，为此严禁黄金、白银和美元的市场流通。可惜那时统治集团里的大家族带头不从，蒋经国带队到上海“打老虎”无功而返，结果国民党金圆券体系一溃千里，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大发劣币的被驱逐到台湾去了。要是葛氏定律真是对的，老蒋——以及全世界滥发货币的统治者——可能不至于输得那样惨。这说明，就是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保劣除良，劣币说到底还是保不住。

其实从长一点的历史看，要是真有“劣币驱逐良币”这回事，就从16世纪算起，劣币也早该把全世界人民压得不能动弹了。至于乱发钞票的——现代劣币是也——共同结局是，即便动用武力，还是挡不住劣币连同它们的发行政府一同被无情驱逐。市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要是劣胜优汰，人类早就灭亡了。

加起来，在一定的信息和制度成本约束下，劣币可能刺激劣币，也能诱发出更多劣币。但是，还等不到越来越多的劣币把良币驱逐干净，劣币自己就不能维持。讲到底，货币为方便人类交易而生，长期违背这项宗旨的，便遭人类的淘汰。商品、货币市场上如此，文化、思想市场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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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劣币真的能驱逐良币吗